聯合/執政有比爭權奪位更高的追求

台北市法務局長楊芳玲辭職，在柯市府人事異動頻繁的情況下，本稱不上爆炸性新聞。但楊芳玲來頭不同，其夫姚立明輔佐柯文哲競選市長有功；姚立明自始即表明不入閣，但已從教職退休的楊芳玲卻出任北市法務局長，引發是否酬庸的質疑。當初夫婦倆口口聲聲「他是他，我是我」，如今楊芳玲離職，外界議論姚立明其實早與柯漸行漸遠；兩件事不知是否有關，但「他是他，我是我」畢竟回歸同源。

另位焦點女性尤美女，是標榜捍衛平權及女性獨立地位的立委；但她這次獲選立院司法委員會召委，卻也在其律師丈夫黃瑞明獲得蔡英文提名為大法官人選之際。法界為此譁然，認為大法官的審查和同意權都在立委手中，一家之內卻如何落實司法和立法的「兩權分立」？尤美女雖稱「每個人獨立自主」，表示會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但外界批評未止。

現代婚姻裡，未嘗沒有「他是他，我是我」的餘地，但民法親屬篇裡對若干事項明訂「夫妻互為代理人」，可見切割不易。以上這二對夫妻、四個念法律的人，當然不會不明白此理。職業生涯力求表現的兩位女強人，最後在公私界線上出現了令人議論的牽扯，於自己打拚一生爭出的獨立形象何其不值！

童振源表現不稱職，自應撤換。然而，由名嘴本色的徐國勇接替，是否於政府發言人角色更相稱，外界也有懷疑。尤其這次異動過程，徐國勇自行宣布新職，打亂蔡政府原訂發布時程；不難想像，其衝闖性格將使他動輒跑在內閣政策之前，將招惹更多議論。如果這意味蔡英文在綠營壓力下一再妥協，用權位來滿足派系索求，則其執政的初衷已漸難維持。

在吳澧培和辜寬敏嗆聲要求撤換林全後，蔡英文已釋出一批公營事業、金融機構人事，以酬庸綠營人馬，也似乎換得片刻的安靜。問題是，施政成績欠佳，若不從治國方略、政策路線、與政務官才德等因素去尋找對策，而是利用權位的分派或酬庸去封某些人之口，恐怕終難找到改善之方。反過來看，綠營派系動輒對政府團隊批評嗆聲，卻無法提出更高明或積極的建議，而僅以換取某些權位、利益為滿足；其結果，也只會加深施政阻困的惡性循環。

以最近的例子看，一些原為「任期制」設計的職位，從司法院長到中央社、央廣、到圓山飯店等機構之董事長，由於民進黨人士覬覦甚切，於是不斷演出「逼退」戲碼。事實上，「任期制」原本就是一種「安全閥」的設計，目的在保持這些機構的客觀性與專業性，避免其動輒遭政治染指。但是，民進黨人士對這些職務的需索，卻到了步步進逼的地步，顧不得吃相。

以中央社為例，綠委最近對現任董事長陳國祥發動腥風血雨的攻擊，並找出各種理由，呼喚親綠媒體內外夾擊。其目的，無非是要安排「自己人」出任領導。這是一種原始的「贏者全拿」思維，以為打贏一場總統大選，就可以任意把國家職位納為己有。民進黨正在追討國民黨的「不當黨產」，高舉轉型正義大旗，難道沒看到自己這種爭權奪位的情狀，正是「國產黨有化」的人鏡自我？且看，當年陳水扁時代如何處理「公視」，及至後來公視多年無法恢復其「公營」之神志和氣質；試問，蔡英文要讓舊事在國家通訊社重演嗎？

除了對職位的爭奪，我們也看到綠營對異議的打壓，已到了極不寬容也極不民主的地步。例如，社運律師出身的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最近聲援反迫遷團體的連署，批評陳菊強拆高雄果菜市場是「威權統治遺毒」；結果，遭到和陳菊同屬新系的台北市議員梁文傑痛批是「雙面人」，還說「請你來當官，不是請你來捅自己人的」。言下之意，既進了政府團隊，即不容許再有個人意志或理想。

另一例，是工研院知識經濟中心主任杜紫宸（前經濟部長杜紫軍之兄），因為在臉書發表「兵不敢殺狗，能打仗嗎」及「廢核成本上兆，排擠年金預算」之說，慘遭綠營追殺；甚至有綠委向工研院長施壓，要求杜紫宸閉嘴，否則即要大刪該院年度預算。試想，工研院是專業技術取向的機構，一向無涉政治；但如果民進黨連該院人員的言論自由都要橫加干預和限制，這和他們長期指摘的集權政府統治有何兩樣？

新政府執政，應有比純粹爭權奪位更高的目標要追求，包括創造民眾福祉、營造社會及文化成長、凝聚國家發展願景等。但最近人們看到的，卻是對內越來越多的權位瓜分和酬庸，對外越來越多的排擠和打壓。民進黨會不會退回二○○八之前的樣態，讓人擔心。

先從「低利率」政策談起。兩年前，歐洲央行將利率水平下調至負值，以誘導企業與家庭增加支出，未久日本跟進，但實施結果讓經濟學家困惑不已，消費者和企業非但沒有增加支出，反而把更多的錢存了起來。經濟數據顯示，德國和日本的消費者正擴大儲蓄規模，而在丹麥、瑞士、瑞典這些實行負利率的非歐元區國家，存款規模更達到了1995年經合組織開始蒐集相關數據以來的最高。

最近，經濟學家指出了一些央行政策效果難以捉摸的其他潛在因素：一、低通膨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錢可以存起來；二、負利率讓人擔心退休後生活，不得不增加儲蓄；三、老齡化人口結構也更傾向於儲蓄；四、一種心理因素——負利率傳遞出的訊息是對經濟成長前景及央行掌控成長前景能力的擔憂，而人們只有對未來充滿信心時才會擴大借款與支出。換言之，推行負利率實際上會削弱民眾信心。

其次是貨幣政策與所謂的「流動性陷阱」。各國央行採取QE（量化寬鬆）等不同型態的貨幣政策，目的是刺激物價（擔心通縮）、刺激消費、投資與總需求，以促進經濟成長。但結果是物價漲不起來，消費、投資與成長也刺激不起來，因為實體經濟需求太過疲弱，大量流動性都不進入實體經濟。那麼，流動性流到哪兒了？一些經濟學家突然想起了凱因斯理論中提到的「流動性陷阱」，認為是流到「陷阱」去了。如果此論勉強成立，那麼這個陷阱應該是股、匯、債、房、金等資產市場，所以實體經濟呈現的是L型，各資產市場不時出現的卻是可能隱藏泡沫的V型。

再其次，實體經濟需求何以如此疲弱？除了2008年9月爆破的泡沫太過巨大，需要相當一段時間調整，使龐大過剩產能須被需求慢慢吸收消化外，還有一個新的因素使原就疲弱的需求更弱，那就是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效應。效應之一是前述的負利率，儲蓄不減反增；效應之二是誘發了包括房市在內的資產膨脹，一旦進入狂飆階段，如當前中國大陸的房市，則自然像個黑洞般把整個社會的需求（購買力）吸納殆盡。即使房市未達狂飆地步，也會因資產膨脹導致財富分配惡化，從而限縮了實體需求。

看來，「後金融海嘯時代」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表現是失敗的。究其根本，若不是經濟學家學藝不精，沒能精準地估量出相關政策的「代替效果」與「所得效果」（如負利率），更大的關鍵可能是過於迷信凱因斯理論，認為所有的總需求疲弱都可靠一再擴張的貨幣政策奏效，但事實證明，凱因斯理論在「後金融海嘯時代」的實驗是不成功的。這不禁讓人想起了海耶克的奧地利學派，強調的是貨幣紀律與財政紀律，也似乎更尊重市場機制，重視生產力。上世紀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讓凱因斯獨領風騷近一世紀；21世紀的金融海嘯有無機會讓海耶克一舒悶氣呢，恐怕是一個世紀懸念，只能留給時間作答了。

一年下來，德國（總人口約八千萬）接納的難民總數達一百卅萬人，還在增加中（美國所收容的敘利亞難民不過兩千人，日本去年接納人數甚至僅有廿五人）。所謂難民形形色色，不少是經濟難民：因為生活困厄，聽說德國來者不拒，紛紛透過人蛇出走越境，嚴格來說多是非法移民。

這些人對德國情有獨鍾，主因出在那□的社會福利好。一家數口，不用工作可能每月即垂手可得一千歐元，房租津貼另計。梅克爾則說她的決定是基於人道，但是外國觀察家相信老化的人口結構促使她大發慈悲。事實上，賓士集團執行長在去年九月也樂觀地宣稱「德國將迎來第二個經濟奇蹟」。現在大家知道了：在本國未受教育的文盲高達難民比例的三成。按照過去經驗，一大部分的這類新移民到頭來都靠社會救助維生。

這一波難民潮的成員大多是穆斯林。德國已經有三百萬穆斯林，主要是當年的土耳其外籍勞工。他們雖然已經進入第三代，很多人還是只能說破德語，堅決延續自己的風俗習慣，包括偶爾鬧出「榮譽謀殺」（父親命令殺死不願下嫁遠房親戚的女兒）。

一般德國民眾堅決反對梅克爾的決定。詭異的是，不僅聯合內閣的搭擋社民黨，即使兩個反對黨（綠黨與左派黨）也極力支持。因為媒體幾乎都走自由偏左立場，所以也是一面倒地讚揚「歡迎（難民的）文化」。外人很難理解這種思維，這出在德國人過分認真反省納粹罪行。他們的菁英因此相信不接受難民形同搞種族主義，所以任何人只要公然說「難民太多了，我擔心德國文化會變質」，「納粹」的帽子就會凌空而降。這也導致稍有地位之人不敢上街頭。媒體的立場如此偏頗，許多人索性稱它們為「謊言媒體」。

安頓難民是龐大的工作，包括安排語言班、提供（興建）房舍等。更困難的是讓他們（很多人視女性為低等動物）接受德國社會的價值觀。這一年來，各地每天陸續傳出難民騷擾乃至強姦德國女性的消息，搶劫扒竊的事件同樣也是時有所聞。至於幾件恐怖活動的發生更是震驚社會。

梅克爾堅稱政策不改，不少民眾在忍無可忍下在地方選舉中投票支持「德國的選擇」黨。「選擇」主張德國不能無限制地收容難民，被收容者必須接納德國文化。不少媒體稱其為極右政黨，其實並不公平。

再過一年，德國就將舉行國會大選。梅克爾有意爭取連任，卻遲遲不作決定，她很清楚前路艱險。一旦連任夢碎，歷史可能也會烙下她的敗筆之作。不管就目前的民調結果還是網路言論而論，這位「舉世最有權力的女人」確實岌岌可危。

一、投票支持蔡英文的選民，不一定支持她的兩岸政策。

二、原先支持蔡英文選舉時兩岸政策的選民，經過四個月，發現其政策效應，與原先期待有相當大落差。

不管是哪種原因，蔡英文都應體認到不能因高票當選，就可以一往直前追求自己想望的兩岸關係理想與兩岸政策，人民還是有其對兩岸關係的核心期待的。

台灣除極少部分不顧一切都要追求獨立或統一者外，大多數人民對兩岸關係的核心期望是：主權、和平與繁榮。也就是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中不能喪失中華民國的主權，推動兩岸政策不能有引發戰爭的危險，以及必須建立能夠增進人民福祉與整體國力的兩岸關係。

觀光業者上街頭，就是對生計的憂慮。幾大工商團體對兩岸政策不斷對蔡總統「犯顏直諫」，就是對產業競爭力與生存的憂慮。兩岸經貿依存度如此之高，若沒有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架構，可以正常有利的維持兩岸經貿關係嗎？一句「新南向」能改變這樣的情勢嗎？

絕大多數老百姓不希望台海發生戰爭。國防部認為，中共對台動武的關鍵，是對岸認定和平統一已無希望。換句話說，就是台灣獨立兩岸就會發生戰爭。那麼，逐漸將台灣帶向獨立的兩岸政策，是否將台灣帶向戰爭？雖然聯合報民調顯示兩岸開戰可能性不高，這可能是因為蔡政府不走法理台獨路線，但是在文化、教育上將民眾帶向兩岸分離的思維，是否也是將台灣帶向戰爭的邊緣？

維護中華民國主權，是國人最大的共識，但如何定義國家主權，也是最有爭議的部分。馬總統被民進黨人士認為是傾中賣台，卻又說不出哪裡出賣了中華民國主權。從二○○八年到今年上半年，大陸旅客訪台者超過二千萬人，除海協會協商代表外，全部拿著印有國旗及「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入出境證」字樣的入境證來台灣，其中少說也有一二十萬是大陸各級官員。這不是彰顯著中華民國的主權嗎？

在國際空間上，礙於國際現實，我國所受的委屈，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相去不遠。陳水扁時期的謎航外交，國際空間限縮反而更甚。馬英九時期，在亞太經合會及世衛大會且有進展。蔡英文要突破當然不容易，但如果不回到「九二共識」，人民伸張主權的期待，有可能又將變為失望。國際民航組織大會及亞太經合會，即將驗證這個成果。

台獨與統一是兩岸關係的終局解決，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容易實現。希望蔡政府能把人民對主權、和平、繁榮等核心期望，放在兩岸政策的優先位置，台灣才會有更美好的前景。

其實先進國家對兒童營養午餐食材的把關，除學校要負責外，農政機關與衛生機構各司其職，分別就上市前後之食材檢測把關，只有台灣新政府採一條龍方式由農委會全程把關，然以農業現況（多數未取得產銷履歷）及農委會經費人力設備根本難以承擔，何況單憑抽驗無法確保食材安全，政府施政不能只靠一張嘴！

為確保食材安全，農委會應務實的把精力放在透過法規、制度，全面檢討坊間農藥種類的妥適性，刪除傳統毒性高的農藥，增列安全的農藥種類供農民選用，除組成技術服務團下鄉指導農民正確使用農藥外，可鼓勵優良廠商與農民契作，由廠商依目標市場需求輔導契作農民採取安全農業生產模式，並透過優質品牌建立與宣導，作為消費者選購依據。把關好生產端的安全，才是農委會的責任；上市後食品（含農產品）安全把關應由衛生單位負責，農委會可協助追蹤輔導。

然而再完備的法律也會有漏洞，再好的政策也要靠人執行。日本政府除立法規範食安外，特別雇用「G man」專業巡查員，常巡查小店鋪被檢舉的店鋪間實地檢查與指導，值得台灣學習。

新政府把食品安全列為施政重點，喊出「十倍檢驗」口號，然安全食品不是靠檢驗出來的，若源頭無法做好把關，等食品被檢出有問題，也只能要求下架，問題食品早進入消費者肚子，且目前法律讓消費者求償無門。正確作法應從「農場到餐桌」過程，要求每個環節主管部門做好管控機制，環環相扣無縫接軌，才是正解，農委會還是別強出頭！

所謂合意裁罰令，是指受罰一方完全接受裁罰條件，沒有異議，放棄提起類似我們這兒的行政救濟，也因此，美國主管機關最後同意降低罰金。

為何被高額罰款是本案亟待查明的事項，真相可提供國銀海外分行一個極為重要的參考案例。於是筆者就NYDFS所公布的新聞稿、合意裁罰令內容，及其年報上記載過去對於金融機構及專業顧問的裁罰紀錄，並綜合國內新聞報導，試圖找出兆豐紐約分行可能犯的錯誤，供主管機關及學者專家進一步探討。

依合意裁罰令內容，指出兆豐洗錢防制、法遵制度有具體缺失並存在利益衝突，列舉幾項衝突，如紐約分行的洗錢防制人員係由台灣總行人員兼任，而這總行人員對美國管制規定了解不足；紐約分行的法令遵循主管對美國BSA/AML及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管理局均缺乏適當知識；此外，紐約分行之監督國外資產人員同時兼任國外往來銀行業務經理。

更引起筆者注意的是，合意裁罰令第十八到第廿二段中，提及兆豐銀行及紐約分行法遵極度的欠缺認識（涉及到巴拿馬分行的可疑活動）。在第卅到第卅二段中，描述兆豐紐約分行於今年三月廿四日提交給DFS的缺失改善報告中，竟否認NYDFS在金檢中發現的缺失，進而向主管機關爭辯，其未申報的交易並不涉及洗錢防制規範中的可疑交易，故無庸申報，導致DFS指責：這是一個對於已建置完備銀行隱私法全然錯誤的說法（This is a complete misstatement of well-established BSA law）！

筆者從事國際金融業務及國際金融監理研究四十年，甚難相信兆豐紐約分行人員竟敢否定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監理機關所指出之疏失及法律見解；再加上各國金融機構在美國對監理機關所提的缺失改善報告，多由熟悉洗錢防制法規之外部專業顧問協助完成，故筆者大膽假設，上述合意裁罰令所提及對於法遵概念之嚴重不足及對洗錢防制法規認知的完全錯誤；及兆豐紐約分行三月廿四日所提出之缺失改善報告，是否都與兆豐紐約分行所聘請的外部法遵及洗錢防制顧問有關？

筆者查閱兆豐銀行在八月十九日所召開的重大訊息記者會中，當時兆豐銀行總經理即表示，紐約分行在收到DFS金檢報告後，「即聘請多位專家顧問協助全面強化洗錢防制作業」，與筆者假設初步符合。如進一步能就兆豐紐約分行三月廿四日所提出缺失改善報告的內容進行分析，應可瞭解造成紐約分行認知錯誤及惹火DFS的原因，則非但有助於真相完整呈現及釐清，亦有可能跨海向外部顧問求償，以分擔一．八億美元之損失責任。

電力事業是最難經營的行業，它有「不能等、不能存、動態平衡」的特質。不能等：打開開關，立即電燈要亮、冷氣要冷；不能存：電力無法離峰儲存、尖峰消耗；動態平衡：電力需求是國王，發電供應隨侍在側，不能快也不能慢，不能多也不能少。電信自由化的成功，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因為供不應求時，電信公司可以偷吃步：電話不通可以嘟嘟嘟，網路塞車可降速。

麻省理工學院卓斯科教授總結全球電業自由化的經驗：一半成功、一半失敗。英國是成功的典範，美國加州則是大災難。一九九○年代，英國國營電力，發電、輸配電、售電一把抓。電業自由化後，受惠於北海石油、天然氣、核能等多元選擇，民營發電效率提升，消費者確實享受低電價。

反觀美國加州，二千年電業自由化後，網路興起用電激增，又逢油價高漲，發電業成本急速攀升，在現貨市場，售電業必須高價買電，但消費端受立法保護電價設有上限。結果發電業、售電業不堪虧損紛紛破產，造成加州大停電。最後州政府出資八十億美元搶救，還要分區輪流限電。為求一勞永逸，州政府擔保向銀行融資五百億美元，簽訂廿年長期穩定電價合約，電力才恢復正常。諷刺的是，隔年網路泡沫後，用電需求減少、油價又大跌，電價成本降至比自由化前還低，但是直到現在，加州人還要繼續支付高電價、高州稅，用來償還廿年長期合約的債務。

南韓是台灣的勁敵，也是電力孤島，最適合做為借鏡。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韓國政府破產，向國際貨幣基金借款，以國營的韓國電力公司（韓電）做抵押。二千年起，韓國被迫分三階段電業自由化：第一階段發電自由化；第二階段成立電力仲介交換所；第三階段售電自由化。但實施第一階段發電自由化後，持續遭遇強力反對，二○○四年，韓國宣布暫停實施電業自由化，至今依然停滯不前。

台灣是電力孤島，缺電時無外援、能源幾乎全部進口、政府宣布全面禁核、為溫室和空汙必須減碳（減少火力發電）、綠能（太陽能、風力）是不穩定能源，限制條件如此多，電力穩定岌岌可危。電業自由化後，賺錢的發電與售電，民營業者必不落人後；但電力穩定的責任，民營業者避之唯恐不及，還不是要台電來收爛攤？

終於給我想通了：林全對待這兩方的態度似乎「反」了。

《解頤篇》一則：山間道上小廟供奉一尊神像，適逢大雨，澗水暴漲，一位樵夫回家的路被阻斷，就將神像搬出小廟，放倒在澗水上，踩著祂過到對岸。水退後，另外一位仁兄經過，看見神像橫臥泥水當中，將祂扶起，為他擦拭乾淨，重新放回神壇上面，焚香祝禱後離去。

夜深人靜，廟中小鬼對主神說：「大王怎麼容忍凡夫俗子如此羞辱於你！應該降禍於他。」那大王說：「好，我就降禍給後來的那個。」小鬼說：「前面那個用腳踩著你過水，後面那個為你拭淨，怎麼反而降禍於他？」大王說：「前面那個早就不甩我了，哪還能降禍於他呢？」

事實上，林全「凶」藍營八位縣市長，是因為政黨顏色不同，還找到了立場講重話，先前民進黨的縣市長去大陸（先後也有八位），同樣是去向北京爭取讓利，就沒聽到林全有什麼意見。事實是，行政院對地方諸侯已經快要指揮不動（這個現象前政府就已經出現），也就是地方政府已經不甩中央，行政院長其實沒有太大「法力」可以「降禍」地方政府，而國營事業如台電的高階主管，還得看行政院的顏色，此所以閣揆可以凶副總「沒修好，別回來」。

然而，凡人怎麼會「不甩」神呢？很簡單，因為「不信」。宗教的力量來自信仰，不信，哪還有施福、降禍可言？

至於基層為什麼不信中央，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台電工會反對「電業法」修正，說那是圖利財團。經濟部能源局說，台電以後分割，絕不會賣給財團。

台電資本額那麼大，不賣給財團，就只有分成二個或更多國營事業。可是經濟部又說要打破壟斷，難道要分成幾個業務相同的國營事業相互競爭嗎？又說以後電業只能賣回給台電，那不是電價仍由台電一家決定嗎？那又是不是壟斷呢？

太多疑點說不清楚，老百姓想不通，當然就「不信」了。

筆者更欲補充的是，大法官一職需要學識與人品兼備。黃瑞明律師固然事業成功，但在學術上並無建樹，不符合歷來大法官的學養要求。其次，蔡總統早年曾擔任黃瑞明律師的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顧問，與該所交情深厚眾所皆知，因此這項任命案實難避免酬庸與利益輸送的聯想。

司法為皇后的貞操不容懷疑，若黃瑞明律師擔任大法官，其意見必將造成難以取信外人的結果，這會對司法造成很深的傷害，為司法公信計，希望蔡總統能再三思此項提名案的妥當性。

地方政府認定，只要是勞保身分，教師節一律放假。問題來了，公立學校的工友、代課老師都是勞保身分。打電話問勞動部，勞動部說學校工友、代課老師是行政院人事總處的權責，因為他們在公部門服務。再詢問人事總處，說工友是他們管理，但代課老師是勞保，要詢問勞動部。

跟勞動部詢問的那位先生講得很中肯，雖然他也是約聘僱，勞保身分，但他在公部門服務，九二八那天他也要上班，也沒加班費，也沒補休。問題是：

一、例假日是按勞保公保身分認定，或是按服務機關？

二、私立各級學校老師、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及公私立學校工友、技工，都是勞保身分，但跟公立學校正式老師，享有一樣的例假日。這次的九二八到底可不可以放假？

三、全國那麼多公立學校的代理教師，如果九二八放假，將花費數千萬鐘點費，誰埋單？

問了勞動部、人事總處，都得不到完整的答案。卻發現目前人事上的問題：一、公部門存在公勞保不同身分的人員，待遇福利假日不同標準，並分屬不同上級管理，機關怎麼運作？

二、中央政府自己的政策都不明確，單單放個九二八，問題就一大堆，要以服務單位認定（公私立），或是身分認定（公勞保），都還不確定。

政府部門螺絲鬆動了，該整合了！